原创白屋
本文来自公众号白巔疯
1
二十二岁那年，我被省城甩出去三百多公里。
其实说甩出去是不对的，我只不过是滚回了老家去。你可别小瞧这三百多公里，过去的老解放大轿子，一路爬山过梁，要走10个小时以上。我上大学的那个时候，火车还没有开通，高速公路更是枉谈，只能一任这老铁牛载着，颠簸摇荡，喘叹咳急。
四年的省城生活，给我的人生打开了另一面窗户，让我读了许多书，知道了许多人，了解了更为丰富的世界，并且变得凌虚飘渺不切实际。读过了《人生》，就知道了有一个叫高加林的人。我的命运其实与高加林差不了多少，比他幸运的是，我如愿地成了一个城里人。和他一样的是，我依然还属于我自己脚下的这片黄土地。
分配，是一件美妙的事，从此让你有了工作，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薪水。从此让你摆脱了对家长的依赖，成了一个独立的人。
可分配，也把本是一个教室甚至是一个宿舍培养出来的人，从此天涯两隔。有的人进了京，有的人留了校，有的人却要被派遣到鸟不拉屎的不毛之地。分配，是人生命运的分界点，从此便有了天堂和地狱。
尽管到了后来，有人并不愿意服从命运的安排，通过各种渠道改变了自己人生的轨迹，但大多数人，都成了分配制度下屈从的奴隶。
回顾我人生走过的30多年的里程，站在一个相对的终点看起点，我发现我其实还算是一个顽强的人，一个勇于与命运相抗争的人，一个将作家梦进行到底的人。
2
我是怀揣着写作的梦进入大学的。
高中时，因为一篇作文，我变得膨胀无比。
开过一场运动会后，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，题目是《运动场记事》。在那个没有青春期的年代里，我却极早地进入到了逆反期。
不愿意按照老师布置的题目写，于是自作主张写了篇抒情散文《运动场赞》。这样的行为若是放在当下，肯定算脱题，肯定是要给零分的。可令我想不到的是，老师竟然把这样一篇不按要求作的文章，刻成蜡版，当成优秀作文讲评。
彼时正逢地区教研室的人来听课，而我的那篇作文，又被人拿出去发表在了当地的教育研究的刊物上。后来出版过的一本作文精选，则又被选了进去。
我的语文老师，名叫寇炳武，曾被打成右派在监狱中度过二十多年的春秋。那时没有语文教材，他上课讲的内容，都是即兴发挥。
有一天他把我单独叫到他的办公室，说你要给咱好好写。写作这事，基本是天生的，这个班就看你是否能够成为一个作家了。别看某人也立志想当个作家，他没戏。
我惴惴地从他的办公室出来，心里便有了种莫名的兴奋。
等高考报志愿的时候，毫不犹豫，所有的专业都填报了中文系。
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很傻，根本不知道中文系其实培养出来的作家是很少的，根本不知道，其他专业也能出作家的。
后来反思，为什么中文系里出的作家少？主要是理论学的太多了。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其实是南辕北辙的。一个以形象取胜，一个以说理为据；一个用的是感性思维，一个用的是理性思维。理论学得过好的人，写作议论文还可以，写小说基本是不着调的。
寇炳武老师，自打高中毕业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。他之今天尚在人间否，也已不知道了。但他留给我的这句话，却影响了我的一生。后来我自己也做了老师，我之影响过几个人，扪心而问，总感觉很是慌愧。
3
我的逆反期，相对要长很多。上了大学之后，就以一个叛逆者的姿态，一路被歧视和打压着。甚至到了老年，似乎这种叛逆还未完全过去。
港衫、喇叭裤、长头发，似乎是那一时期叛逆青年的标配。
我的叛逆还有一个标志，就是写朦胧诗。
我看不上那些激情澎湃的朗诵诗，看不上那些软塌塌的抒情诗，感觉诗只有朦胧、高渺、凌虚，才是当时最合适的表达。
可是，自打朦胧诗一出现，就遭到了许多名人专家的打压。
反对最激烈的，当属公刘。最后艾青也站出来，对于这种大家似乎都看不懂的语言艺术进行了最后一击。朦胧诗，就这样被腰斩了。
记得在西安市一中实习的时候，我上街买了本《诗探索》，上面选了顾城的几首诗。我把其中一首《安慰》，读给所有的同学听。那时我们19个男生，住在一间大教室里。听了我的朗读之后，有个同学就说，这TM的就是狗屁。我感觉我与顾城的心灵是相通的，对于《安慰》一诗，我也有自己的理解。直到今天，我还会偶尔将它写在黑板上，讲给我的学生听。
那个时候要成为一个诗人，必须是要发表的。我的那些别人看不懂的诗，想发表是根本没门的。加上分配被贬回了老家，信息隔敝，形孤影单，写诗的欲望就此便消沉了下去。
最终，我的诗人梦就这样破灭了。
4
80年代末期，我名下来了两个延大实习生，其中一个叫韩万胜，榆林神木人，一只手永远插在裤兜里，据说手有残疾。
这个年轻人很厉害，大学期间就发表过许多诗和散文。这让我这个消沉又颓丧的同样有着作家梦的人，对他很是佩服。
他说，诗你就别写了，改写散文吧。散文更能顺畅地表达自己。我给你介绍一个作家，即《延安报》的杨葆铭先生。
彼时的延安，有一份刊物一份报纸，报纸叫《延安报》，后来改成日报了。
于是，我们就一人骑一辆自行车，跑到凤凰山麓下的杨葆铭先生的家，拜见了他。葆铭兄在凤凰山的住处，背靠山的两孔窑洞，是他的住所，他自己则在窑洞前盖了两间平板房，于此读书写作。
葆铭兄长我六岁，高个，白净面皮，善谈，个人修养极高，且没有架子，时任《延安报》政文部主任。他编的版块里，有个栏目文艺副刊叫《杨家岭》。于是我就抹了些文字，发表在那上面。
我向来对于有架子的人，内心是极排斥的，并认为那是自卑的表现。因为与葆铭兄有共同语言，所以就经常黑更半夜的，骑车去他家闲聊。有些以为好的文章，就投给他发表出来。时间久了，我就积攒出了一沓手稿，有发表的，有没发的，结在一起出了个散文集，取名叫《黄土人语》。那一年，我30岁。
这些年来，我一直保持着与葆铭兄的往来，一直尊敬他为老哥，也一直想给他写篇文章，但总也感觉自己拿捏不准，总想着再沉淀一下。这倒不是因为他帮我走出困境，帮我成了一个真正写作的人，而是打心底里的钦敬。
5
文章也发表了不少了，集子也结了，我是不是就成了一个作家了呢？
答案是否定的。我感觉自己离作家这个行当，反而越来越远了。
多年来我始终认为，作家是一种边缘化的职业，作家要离体制越远越好。
一个真正的作家，必须要对人生、社会、灵魂作终极追问，要对于当下的背面作深刻反思，尤其是在一个不健全、不周正的时代。真的作家是不随大流不入主流的。
从这一意义来看，我得感谢我所学的文学专业。它让我阅检了无数高贵人的思想艾青十首最著名的诗，让我与远近的许许多多的伟大心灵沟通过，我在写作的道路上，成了一个在灵魂上有追求的人。
所以，在以后的时光里，虽然有机会进入到行政部门去，虽然可能会成为一个官员，我却不假思索地拒绝了。
此所谓成也文学，败也文学。
就人生的富贵荣华来讲，成为一名官员可能要好得多。但我知道，陶渊明与李白对我的影响很深，我弯不下自己这高贵的腰。
我一如既往地坚守着我伟大的写作梦想。
但我不是作家。我没有加入过任何作协。尽管老家的作协，据说还分给了我一个小头目的官职，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。
6
2015年，我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梦想着留居的省城里，移住到我神往的终南山。
站在山巅，我立刻有了一种神一般的感觉，似乎在这里，可以藐视一切滚滚红尘了。我神经质地认为，我已经不属于眼前这个热闹的社会，我只是站在社会的边上。
2016年年底，开始写公众号文章。
四年多的时间里，工作上课之余，竟然累积出了500余篇心血之作。有朋友劝说，可以再出个集子了。我明确地告诉他们，如果在没有文字审查的情况下，我是愿意出集子的。若不能，我是宁可不出的。写文章无非是想说自己心里的话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出它又有何意思呢？
有的人出的集子很多，我却从心里瞧不上他。作家只是许多人头上的光环，并不能说明他真有写作能力的。假如有人脉，卖点钱倒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许多所谓作家，不过是人类精神的垃圾制造者艾青十首最著名的诗，还费掉了许多木材纸浆。
我宁可让自己的这些文字自生自灭，让它成为网络垃圾。
这些年里，我写的理论书已经够多，至于作品集，不出也就罢了。
也许在体制作家看来，网络写手就不是个作家。
但即使你印成了书，又有几个人读呢？没有人读的书当然也叫书，可没人看的作家还是个作家么？
即使网络写作，有的人动辄10万加，有的人却只有几百阅读量，可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？阅读者的水平，从朦胧诗时代就让我明白了这人间况味的。
写作，无非是慰藉自己的灵魂，同时找到三观一致者，而已。
我自己知道，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作家，但我怀揣着写作的梦想。
7
前几日的清明节，应石岗兄盛邀，我去了趟礼泉县，拜见了心仪已久的阎纲先生。
这位年届90的智者，这位有风骨的老人，这位现当代文学的见证者，在他人生的晚年，却依然坚守着灵魂的高地。他的这一生，也许并没有写出太令人激动的文章，但他的良知，他的人格魅力，却让我五体着地了。在我心中，他才是一位真正的作家。
晚上住在石岗家，和他一起吹大牛。石岗兄大我三天，却是我的师弟，虽然认识他的时间很晚，却似乎灵魂早就碰撞到一起了。他经历广，见得人多，是个难得的明白人。
这一夜，石岗兄将我的三观给彻底颠覆了。
在石岗兄看来，文学已经死亡了。人们的阅读会转向视频与娱乐，没有人再读文学作品了。未来社会只有三个东西影响着人类的生活，一是资本、二是科技、三是娱乐。未来的作家也必然是多方面的，不是只写文学作品的人才被称为作家。
其实我心里也知道，文学已经差不多死亡了，虽然现在只是气息奄奄。但我还是顽固地认为，文学作品还是有人读的，虽然它变成了小众文化。我顽固地认为，阅读在未来社会会分出层次来，高层次的人，一定还会读文学作品的。近闻余华的新作《文城》，首印就是60万册，而且瞬间卖光，这足以说明阅读文学作品还是一种大众日常的文化生活。
礼泉一夜，让我心目中的文学神圣性，彻底被石岗兄肢解掉了。
回到终南，我甚至不想再写一个字。无精打采，精力不济，我把这种情况对友人戏称是大姨父来了。
写作如果没有人读，写作的意义又何在呢？
社会越是向前发展，神圣越是被后人解构。
过去有着皇权象征的鼎，有谁现在还会用它来煮肉呢？
仓颉造字时，天雨粟，神鬼哭，人类之于文字的敬畏，现在哪里还有哪怕是一丁点呢？
唐诗在宋代变成了词，在元代变成了曲，在明清开始流行成小说。一代解构一代的神圣，这神圣到现在又被短视频和抖音给彻底瓦解了。
这让我想起了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贵族，面对新兴资本主义，他们已经很穷了，但即使吃不上饭，也要给地板打蜡，也要摆上银烛台，以显示自己贵族的身份。
这还让我想起了孔乙己，即使再穷困，也不能脱下象征了知识人身份的长袍。
但我也并未完全灰心，无论社会怎么发展，无论神圣怎么转移，人类社会永恒的那块不可侵犯的宝地，却一定会在的。文学的样式可以变化，亘古不移的，是它的精神内核。我相信等这尘埃涤尽，浮华过后，人类还会有相当多的人，走到这块灵魂的高地上来，凝视人类精神的家园。
想到这里，我就又一次执起键盘，敲打出了以上的这些文字。
但于心里，我还是不断发问，像我这样不合时宜的人，还是个作家么？
正如我的那个同学所言，狗屁都不是。
谁再叫我作家，就是在骂我。呵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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